雍正6年（1728）8月6日，雍正上諭內閣曰：「凡官員有蒞民之責，其言語必使人人共曉，然後可以通達民情，熟悉地方事宜，辦理無誤。是以古者六 書之訓，必使諧聲會意，嫻習言語，皆所以成遵道之風，著同文之盛也。朕每引見大小臣工，凡陳奏履歷之時，惟有閩、廣兩省之人，仍系鄉音，不可通曉。夫伊等 以現登仕籍之人，經赴部演禮之後，敷奏對揚，仍有不可通曉之語，則赴任他省，又安能宣讀訓諭，審斷詞訟，皆歷歷清楚，使小民共曉乎？官民上下，言語不通， 必使胥吏從中代為傳遞，於是添設假借，百病叢生，而事理之貽誤者多矣。且此兩省之人，其言語既不可通曉，不但伊等歷任他省，不能深悉下民之情，即身為編 氓，亦不能明悉官長之言，是上下之情，扞格不通，其為不便實甚。但語言自幼習成，驟難更改，故必徐加訓道，庶幾歷久可通。應令福建、廣東兩省督撫，轉飭所 屬府州縣有司教官，徧為傳示，多方訓導，務使語言明白，使人易通，不得仍前習為鄉音，則伊等將來履歷奏對，可得詳明，而出仕地方，民情亦易達矣。」上諭頒 布後，閩粵二省的各個郡縣普遍建立了正音書院、書館，教授官話。
光緒28年（1902），張之洞、張百熙等為滿清制定《學務綱要》指出：「中國民間各操土音，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，辦事動多扞格，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，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，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。其練習官話，各學堂皆以用《聖諭廣訓直解》一書為準。」《聖諭廣訓》的宣講使北京官話在全國通行。通行本《聖諭廣訓直解》在官辦新學課堂「中國文學」學科中，已被指定為「習官話」的教材，因「其文皆係京師語」，每星期應學習一次。[10]這 是北京官話和白話文得以推廣的前提。學部光緒三十二年四 月(1906 年5 月) 制訂的《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》，已明確將「宣講所」納入各廳、州、縣必須設立的勸學所建制中。有關規 定也強調了與宣講《聖諭廣訓》的銜接，內容要求與天津成例亦相近: 「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，遵照從前宣講《聖諭廣訓》章程，延聘專員，隨時宣講。 ……宣講應首重《聖諭廣訓》，凡遇宣講聖諭之時，應肅立起敬，不得懈怠。……其學部頒行宣講各書，及國民教育、修身、歷史、地理、格致等淺近事理，以迄白 話新 聞，概在應行宣講之列。」[11]則《聖諭廣訓》的白話解讀本是晚清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的一條線索。[12]
光緒28年（1902），張之洞、張百熙等為滿清制定《學務綱要》指出：「中國民間各操土音，致一省之人彼此不能通語，辦事動多扞格，茲擬官音統一天下語言，故自師範以及高等小學堂，均於中國文一科內附於官話一門。其練習官話，各學堂皆以用《聖諭廣訓直解》一書為準。」《聖諭廣訓》的宣講使北京官話在全國通行。通行本《聖諭廣訓直解》在官辦新學課堂「中國文學」學科中，已被指定為「習官話」的教材，因「其文皆係京師語」，每星期應學習一次。[10]這 是北京官話和白話文得以推廣的前提。學部光緒三十二年四 月(1906 年5 月) 制訂的《奏定各省勸學所章程》，已明確將「宣講所」納入各廳、州、縣必須設立的勸學所建制中。有關規 定也強調了與宣講《聖諭廣訓》的銜接，內容要求與天津成例亦相近: 「各屬地方一律設立宣講所，遵照從前宣講《聖諭廣訓》章程，延聘專員，隨時宣講。 ……宣講應首重《聖諭廣訓》，凡遇宣講聖諭之時，應肅立起敬，不得懈怠。……其學部頒行宣講各書，及國民教育、修身、歷史、地理、格致等淺近事理，以迄白 話新 聞，概在應行宣講之列。」[11]則《聖諭廣訓》的白話解讀本是晚清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的一條線索。[1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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